通事，各船二名，大多为加入日本籍的汉族人，他们由幕府支给薪俸，充作翻译。例如曲祥，原为明永平人，十四岁其父为金山百户，后被倭寇掠去日本，出卖为奴。偶因机遇被义满将军召去当翻译，更名元贵，娶妻生子。宣德年间随勘合贸易船来明，上表陈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谕义满，令善视之。后又入明，得宣宗诏许，归里养母。
客商和从商人。客商又叫客人众。他们是勘合贸易的组织者、官吏招揽来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和货物，具有正式贸易团员的身份。他们每人可以招揽二名商人，叫从商人。从商人的货物算在客商股份内，给客商以十一抽分。从商人教多，一些关原的仆从可以由从商人充当，船头可以招揽从商人或以从商人担任船方各种职务。从商人和客商越多，则该船关原和回国后征收的十一税就越多。从这一结构可以了解勘合贸易的实际内容。
最后，是勘合贸易中进贡货物的筹措。向明帝进贡的货物，最初大部分是从将军府库藏中拨出，一部分特产如硫磺、铜等，由拥有该特产的大武士守护大名等提供，而且大体上是无偿提供。后来将军经济势力削弱筹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进贡中，土歧氏提供铠一领，三宝院提供三对屏风，斯波、细川、山名等各提供马一匹。玛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贺守护提供五块。硫磺由大友氏和岛津共提供四万斤，一万斤为贡品，三万斤为给价贸易品。这些货物都装在一号船内。后期，幕府无力经营勘合贸易船时，那一家经营一号船，他就要负责经营进贡品。将军的附载品给价贸易品也大体上如上所述。但后期将军无权时，有的大名就不愿意提供了。
凡例：景泰四年东洋允澎贸易团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两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货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苏木，每斤银七分，即铜钱七十文，合七千四百二十贯。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九千一百二十贯。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贯。
刀剑，每把钞六贯，计五万九千四百贯。
加上其余货物款额合计钞、铜钱为九万五千九百九十八贯。其中铜钱占半数强，为五万一百一十八贯；折绢二百二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三十贯；折布四百五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五十贯。
尽管明政府所给的价格高于日本市场，但日使团嫌低于以往价格，由正使东洋允澎出面力争，甚至说如果不按宣德八年例给价，回国后将受国王的诛戮，表示不如所请便不归国。明政府在东洋允澎的强硬力争之下，又增给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抵钞五万贯，布一千匹，抵钞五万贯。
二．私商贸易（后期）
明日间的私商贸易是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明初虽然一再颁布禁海令，但明日问私商贸易一直在秘密进行。规劝义满将军与明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肥富，就是在私商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博多商人。不过，这种私商贸易的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在明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后，私商贸易依然没有中止，在明史籍中一再出现无国书、勘合的日本进贡船不准进港的记载，就是最确凿的证明。由于两国间存在着官方贸易关系，所以私商贸易的规模也无大发展。嘉靖时代后期，明日双方勘合贸易停止后，私商贸易骤然增加。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日本种子岛商人驾船二只、一百五十八人，在僧人寿光的率领下，至宁波要求贸易。明以不到贡期且无国书不准入港，寿光便率船驶向定海外海双屿岛。这时双屿岛的情况是：
“双屿货蜜，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情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而西洋舶原回私涣，东洋舶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皇明世宗实录》，嘉靖23年8月、24年4月条。）
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肥后商人，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负易。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
为了制止日益猖獗的倭寇侵掠活动，浙江总督杨宣奏请世宗，派郑舜功赴日进行交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夏，郑舜功从广东经大小琉球至九州的丰后，并在这里派出从事官沈孟纲、胡福宁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问题。然而，这时日本国内战乱频仍，将军早已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无力制止倭寇。郑舜功不得已回国。北九州的大武士大友义镇为了发展对明贸易，曾派僧清授随郑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国典，制止倭寇，但要求给与助合准予贸易。明政府末准其请。不久，胡宗宪督浙，又派蒋洲赴日交涉。蒋洲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至北九州，恰值大友义镇与大内义长间爆发战争，不得进京，滞留北九州近两年，无奈回国。胡宗宪据蒋洲的汇报上世宗奏疏：
“洲奉使宣偷日本，已历二载，乃所宣喻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晴国体，罪无所追。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其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今传渝义镇、义长，转渝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铃制，匀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皇明世宗实录》，嘉靖38年8月甲辰。《正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早在陈侃赴琉球时，其随从自琉球就了解到，与日本互市可获巨利。自是，闽人首先驾船载货赴日贸易，其后，广东揭阳县大家井人郭朝卿乘船赴漳、泉贩稻，因风漂至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总之，自嘉靖时代中期以后，明私商赴日贸易逐渐增多。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明船载货及二百八十余人至丰后神宫寺，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八月明船五只至日，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船至佐伯之浦，永禄年间明船数至日本。天正三年（公元1575年）明、船停泊四柠之浦，所载商品有虎四只、象一只、孔雀、鹦鹉、麝香以及名人书画、续、罗、锦绣、沉香木、猩猩皮等各种珍奇货物，占地面积达二十间。明商赴日常遭风漂至朝鲜，其备边司向政府报告说：近年以来，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关于这种情况不仅朝鲜史料中屡有记载，而且威尼斯商人马斯洛·西扎·夫雷德利克在其一五六三年的航海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每年有载绢船一只赴日，载回绢价白银。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辏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多，例如在博多：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这些居住于日本并成为日本人的明人，大多为闽、浙一带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有的是为了经商自动移居于该地，或因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至日而居留者。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三十年（公元169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1609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但是明政府对于德川幕府伸出建立外交关系的手并未理会，只是由于倭寇侵扰基本停止对海禁稍有解弛而已。在海禁松弛的情况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许丽寰商船驶进坊津贸易，逗留年余始返。在返航时，萨摩藩主岛津义久曾致书许丽寰，约定明年再来。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七月，明商船十只驶进鹿儿岛和坊津。
日本庆长十五年（公元1610年），明广东商船开进长崎，长崎奉行请示幕府，颁给广东商船一张朱印状，其中规定，日本任何郡县岛屿的商人都可任意交易，如有日人不逞之徒枉行不义，将处以斩刑。稍晚些，明应天府商人周性如至五岛，十二月晋见德川家康，幕府又颁发给予保护贸易的朱印状。同时德川家康还命作书托周性如带给福建巡抚陈子贞，再次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继续进行勘合贸易，如果同意当派专使赴明重修旧好。但是，周性如系走私商人，不敢呈交德川幕府的信件，因而福建总督对德川家康的表示无任何反应。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德川家康再命作书托琉球王转交明政府，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信中提出三种贸易方式：其一、准许日商船至明贸易，其二、明、日商船至琉球互相交易，其三、两国政府互派使船进行勘合贸易。最后，信中针对以往几次通信都无回答，这次发出威胁语说：如果三种方式都不准许，则将命日本西部九因数万军卒进寇大明国。和以往几次信件一样，明政府并未按到此信，因而也无反应。但是，这时明海禁政策不但松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撤销海禁之议，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福建巡抚陈子贞指出：
“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皇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38年。）
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这种状况解决了日本对明商品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不再急于要求发展明日间的官方贸易了。
这个时期，明商对日贸易获利极大，例如：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一只福建肛日本价格值千金、鸟肛也值数百金，一部《批点通鉴节略》值四十金、《舆地记》值二十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利，其他锦缔、器物也获数倍之利。日本那时流行鹿皮上装与鹿皮袜，精致的染上各种色彩的鹿皮上装，上等者价银七、八钱，中等者价银四、五钱，下等者三钱，日本宫民皆爱穿用。因此明日商人则争作鹿皮贸易，颇为获利。在巨利的诱惑卞，明商赴日逐渐增多，日本庆长十七年（公元1612年）七月二十五日，明日商船同时进入长崎港口共有二十六只，载生丝二十余万斤。以后明商船来日逐年增多，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有八只，庆安三年（公元1650年）达到七十只。在德川幕府初期，对西方商人如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限制在长崎贸易，而荷兰、英国商人只准在平户贸易，但对明商人无任何限制，船开进某一港口，都可向当地申请准许贸易。明商人到达所要去的港口后，可以访问朋友并投宿其家，互市也较为自由，甚至一些商人肩负商品走街串巷叫卖也不禁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元和三年（公元1617年）六月开始下令，让开到萨摩的明商船转至长崎港，至宽永十二年（公元1635年）明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贸易了。
在对日贸易的明商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李旦是泉州人，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海外贸易商。他虽经常赴日但却与倭寇无牵连，凭靠经济实力与日本、荷兰、英国等商人进行贸易竞争。郑芝龙南安县人，初为其舅黄程至日本经商，以后逐渐形成巨商，往来于日本、台湾、福建之间，势力颇大。清朝建立后，南明政权就依靠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的经济力量，偏安一隅。
郑芝龙和日本大藩的关系较深，不仅朝见过德川家康，而且在平户娶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子郑成功。郑氏父子为南明政权的存在，曾与德川幕府和各大藩有过接触。德川幕府虽没有正式表示支持，但没有禁止与郑氏有关系的日商，在群器和经济方面给予帮助，郑成功军队中有日本造洋枪队就是证明。郑成功的商船往来于日本和台湾、南洋各港口进行贸易，筹措资金，支持南明政权。
明日商人在相互竞争中，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已述及，福建一些地方收买日本铜，以提炼其中所含残银，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专向日本出口铜钱的制造商。
“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地方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郑舜功，《日本一鉴》，载傅依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1页。）
造船业受明日私商贸易的影响，明、日双方都有发展。早在嘉靖三十四、五年（公元1555—1556年）时，唐枢就曾提到，闽、广各地为日人造船的事实；后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本私商涌向南洋，进入德川幕府时期，朱印船贸易一度颇为发展。从事安南贸易的京都商人角藏（仓）了以，看到明商船的优越，放弃本国的造船法，引进明造船技术，制造远洋大船。这对日本造船业具有极大影响。在丝织业方面，日本的天鹅绒技术先进，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漳州的纺织业特仿效其法：“天鹅绒本出径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完本感言——角色的命运（上）
对于一本具有基本水准之上的网络小说，读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什么爽点，而是一个顺利的结局。
因此，打下“全书完”三个字，我心中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一百四十八万字，总算对读者们有个交代。
当然，结局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连我自己都有些遗憾的感觉。虽然结局早已确定，“川流不息”这一章节名早已拟好，甚至连小夏的那句台词都已在脑中萦绕很长时间，但是到了结局之时，由于稍显仓促，少了一些感情的酝酿和沉浸，最终没有写出昭和歌姬那首名曲的韵味来。好在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最大的大坑也已经填上，而且就这本第一人称小说的主角而言，可谓是极为完美的结局。
我原本就不是想写一部争霸的历史，而是想写一部感情的故事。更何况，这部小说的起因，是九条道一告诉我的《吉良物语》。当时我看到资料时，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原来还真有比足利将军家家格更高的源氏支脉，然后就感到疑惑，虽然土佐吉良家血脉高贵，但毕竟是一家未曾兴起过、最终又彻底洇灭无闻的国人豪族，是谁为他们写下这部物语呢？要知道，很多曾经的国主级大名，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所以，对于我的初衷而言，感情故事有了个结局，《吉良物语》的来源有了个解释，这部小说到这里就是顺利完结了。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读者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巅峰收藏是大封推之后的10532个，之后尽管经历了好几个月，我的速度也降了下来，但是完本时的收藏依然有10119个，可见绝大部分读者都非常执着啊！
这里说句题外话，当我写到“于斯为极”的摄津决战时，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想法，就是将当时收藏本书的10235位读者设定为八支备队的直属精锐（满编12000人），平均订阅的1503位读者设定为全军先锋骑（井伊赤备），作为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力量。不过，最终为了战略合理性，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将八支直属备队分开配置。
好了，现在转回正题，说一下我设定中的角色命运。
第一个自然是作为主角的吉良宣景，他在我的设定中是一个性格冷静、具有现代普世价值观、因为从小确定关爱而极为重视亲情的仁者。而为了突出悲剧性，我原本设定的梦中结局是被嫡子和三子联合幽禁，最终为了天下人的尊严，唱着《敦盛》自焚解脱。这个结局的本义，是为了弥补没有正面描写本能寺之变的缺憾，同时也拥护一下某些把信长视为穿越者的说法。不过，后来我觉得，以主角那么崇高的威严和人望，死后注定封神，因此就算失去一切权柄，也绝对没有任何人敢对主角不利，因此改成了现在的梦中结局。
就算是这样，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把作者写得太软了，不够杀伐果断，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统治者。可是，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是第一人称的小说，主角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这才让主角在受到感情方面打击时，表现出了极为悲剧的命运。而如果大家换一种视觉，以其余人的观感来看，主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威名赫赫，战无不胜，终结百年乱世，缔造强大幕府，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定赐神号，平定关东的二代将军说撤就撤，绝大部分藩主死心塌地，外样大名无不凛然。可以说，除了感情方面，主角的人生是极为完美的人生，而我以第一人称写出他的感受来，就是为了表现出世事的无常，即使是再伟大的统治者，也有他自己的不幸，其中的悲欢离合，也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本朝太祖来说，可谓是威权行于内，声名播于外了吧？可是，他自己面对就义的发妻、抛弃的继妻、擅权的末妻、阵亡的长子、痴呆的次子、失踪的三子，会是什么感受？会觉得如意么？所以，作为第一人称的主角而言，能够发现自己最珍爱的东西（与小夏的感情），并且在大彻大悟后最终获得，可以说是获得了最大的幸福。
然后是第一女主角小夏……恩，这个地位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但是在主角而言，她就是第一女主角，也许她不是最漂亮的，不是最贤惠的，不是最有内涵的，不是最有助力的，但她却是主角最心爱的。而在最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