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频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国的宋华玉，给张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廉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张多有指责和批评。宋华玉信中说：“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张廉云）还在继续做出这些损人利己的事，继续想尽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写文章，遮盖你父亲张自忠前辈在七七事变前后亲日的过失。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头上。在海外的二十九军前辈们都说过张将军已承认他自己的一些过错，后已为国捐躯，也算是为国体争了光。但你这位做女儿的却另有疑义，做出这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你本身利益而为。比如说喜峰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前辈，你却改称你父亲……现在国内的亲友们一向因你是党员及有职权，对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赵登禹前辈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说：“抗日期间你与义兄张剑光全家在我们西安的家中住过一个时期，我母亲带领我们诚心照顾你们，大家相处有一段很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你及你们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竟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来想尽方法想将你父亲自己承认过去亲日的错误改成是受命于我父亲。我记得你义兄剑光为人真诚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现在你我都已超过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劝告。好好反省一下。凭良心给自己有个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慌乱大逃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实属肠一回而九折”。[1]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军枪刺与炸弹下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仁。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
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勿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2]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
：“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3]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所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
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离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4]战斗持续15个小时后，于29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和平有望”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弹着点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5]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6]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7]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