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13]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14]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15]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17]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19]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20]
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21]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2]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4]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