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
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
俞大维
物理学家
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注释
[1、8、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学者——对金岳霖先生的点滴回忆》，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7、21]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6、11]《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据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生前对其外甥殷力欣说，梁、刘在李庄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刘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2007年冬，殷力欣与作者谈话记录）。
[10、31、32]《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24]程沧波《再记傅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转载《鄂鄂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风格》，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