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43]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44]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45]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46]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47]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4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4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作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50]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51]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