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6]《史记•苏秦列传》（标点本），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7]《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8]《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0、21、5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13]《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
[12]引自《毛泽东年谱》，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15]《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6、17、20]《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十年来——黄炎培自述》，黄炎培著，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黄炎培日记》，转载《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段交往》，载《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记》，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29]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转引《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陆兴起的批判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运动中，有人以为此举主要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他早期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斯年并有过接触，后来胡适赴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我的学生毛泽东”等话（《胡适口述自传》，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共建国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园一步。“文革”中，据说毛泽东对北大的状况极为不满，曾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语相赠，算是对他当年工作过的北大作了定论。
[31、47]《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2]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33]《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北平《正报》，1945年11月7日。此话是容庚攻击傅斯年时所引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奉命接收北大校产，并发表谈话，表示南迁学校复员后坚决不用伪北大教员。时正任教于伪北大的容庚属于被驱逐之列，对傅的讲话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这封辩驳性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长，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下章有详述)
[34]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那位早已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之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