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8]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5月1期。
[39]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2年11月。
[40、41]《钱昌照回忆录》，161页，钱昌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在邀请者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
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引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说了“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模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尔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模版。
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象，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泄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
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
[43]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
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
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ＣＣ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